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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最低工资标准,9月1日起上调!
日前,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决定从2026年9月1日起调整提高月最低工资标准和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此次调整后全省分为三类标准:
广州、深圳执行一类标准,广州市调整为2680元/月,深圳市调整为2700元/月,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均为25.4元/小时;
二类标准调整为2300元/月,执行地区为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1.9元/小时;
三类标准调整为2040元/月,执行地区为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江门、阳江、湛江、茂名、肇庆、清远、潮州、揭阳、云浮,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0.2元/小时。

按照原劳动保障部《最低工资规定》和《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不包括延长工作时间工资、高温等各种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最低工资标准包括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两种形式,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表
来源:广东人社编辑:谭敏 责编:黄晓丹编审:巫绍宁 编委:游志斌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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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前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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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我又拖后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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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每次都是工人看到的,老板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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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权不可不用,也不可滥用,请慎用你手中的评分权利!
不影响工资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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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根本不用看,只要你工资高于2040,就不违法了。现在2千块哪里招得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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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若想自己发表的主题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请取个好标题。
本来说要解放全世界的,结果工资全世界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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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决定从2026年9月1日起调整提高月最低工资标准和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此次调整后全省分为三类标准:
广州、深圳执行一类标准,广州市调整为26 ...
原帖由 希望未来 于 2026-8-13 20:07 发表
回复:上调最低工资,为何大家依然悲观?

2026年9月1日起,英德月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2040元,涨幅约25.9%。政策善意不可否认,但论坛里网友的反应耐人寻味——“不影响工资1800”“老板看不到”“消费高工资低”。最低工资上调本该是好事,为何引发的是悲观而非振奋?

因为病根不在标准高低,而在经济生态本身。试问:若一个地方缺乏激励创新的制度土壤,财富如何持续涌现?若无尊重知识、畅通成果转化的决策通道,人才凭什么自信能获得高回报?若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脱节,劳动者拿什么能力和议价权去争取高待遇?当政令代替了市场机制、当短期上调掩盖了系统失能,“提高标准”就只会沦为数字游戏,而不会真正改变分配的底层逻辑

一、病根:三个结构性困局
困局一:人才结构错位,产业“有骨架无血肉”

英德两大产业园区183家企业,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急需既懂技术又懂运营的复合型人才。但本地劳动力大量集中在低附加值岗位——乡村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月收入2500—5000元,市区文职类岗位月薪普遍2800—4000元。企业开不出高薪,因为产业停留在低端加工和劳动密集型阶段;人才不愿来、留不住,因为看不到成长空间。低工资是果,产业低端是因。

困局二: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两张皮”

本地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企业需求严重错位。一方面,企业招不到对口的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大量本地培养的劳动力“学非所用”,只能流向低薪岗位。基础教育方面,英德长期面临优质师资短缺、生源外流的困境。教育系统输出的不是产业升级需要的人力资本,而是外流的人才预备军。

困局三:制度缺失——学术探索与决策体系“断头路”

这是最深层的问题。英德目前鼓励各学科各行业部门开展学术探索、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的制度供给严重不足。现有的科技政策主要面向理工类、企业类项目,人文社科领域的调研成果、政策建议缺乏一条稳妥、规范和便捷的路径进入核心行政管理层的视野。

结果是:战略性和方向性的重大决策,缺乏足够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支撑。产业发展方向怎么定?人才政策怎么调?教育体系怎么改?这些本该由扎实的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来回答的问题,往往只能靠行政经验“拍脑袋”。在属地相关职能机构未能很好承担份内职责之下,省市社科联的专家调研能形成“扎实的调研成果”并“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但这种“外部输入”式的智力支持远未制度化、常态化。

二、出路:三个方向的系统性重构
第一,重构人才结构——从“低端用工”转向“技能升级”

地方ZF应主动引导企业改变“低薪-低技能-低附加值”的恶性循环。对开展技能培训、提高技术岗位比例的企业给予财税激励;将产业园区招商重点从“来多少人都行”转向“来什么人更重要”。与其被动承受“地板工资制”的后果,不如主动推动薪酬体系与技能等级挂钩。

第二,重构教育体系——让职教“贴着产业办”

职业院校(地方开大、职校及高校在当地设立的远程教育办学点)的专业设置应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与企业用人需求定期对接。同时,将英德的基础教育从“向外输送生源”转向“向内培养人才”——不是等产业起来了再谈教育,而是主动完善属地教育体系,让教育成为产业升级的先行军。

第三,重构制度通道——让学术成果“直达决策”

这是撬动一切改变的关键杠杆。英德亟需建立制度化的人文社科成果转化机制:设立县域发展研究专项资金,鼓励高校(包括外地)、科研机构和社会智库围绕英德产业、教育、人才等核心议题开展长期跟踪研究;建立“调研成果直报”制度,让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能够绕过繁琐的行政层级,直接送达核心决策层。事实上,华南理工大学调研团队已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德“人才结构错位”这一严重掣肘,英德不能总是低头拉车、等外界敲响警钟才被动转向,而应以制度化通道主动吸纳八方智慧,让决策跑在问题前面。

一个地区的战略方向,不能只有行政逻辑,还要有学术逻辑的支撑。 当学者的田野调查、专家的政策分析、基层的实践反馈能够顺畅地转化为决策依据时,产业升级的方向才会更精准,人才政策的调整才会更及时,教育体系的改革才会更有的放矢。

最低工资上调是治标,人才结构、教育体系和制度通道的重构才是治本。英德需要的不是一次工资标准的提高,而是一个让工资能够持续提高的经济生态。而这个生态的起点,是让思想、知识和智慧能够真正进入决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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